Американская муха
Повышенное стремление к чистоте не может быть плохой вещью, и это может побудить людей задуматься о варварских действиях, которые нанесли ущерб природе в последние несколько десятилетий. Можно представить, что когда-нибудь однажды китайцы больше не будут бояться мух, когда-нибудь однажды мухи Китая станут медлительными, условия жизни в Китае могут стать на самом деле лучше, а китайская луна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станет круглее.
□ 寄自美国
Прислано из США
美国的苍蝇
·老 牟·
十多年前那个苍蝇的影子始终在我的脑子里，抹擦不去，每当朋友问起我在美国的生活体验时，我都会首先想起那只苍蝇。那只苍蝇一定死了，因为它的生活周期不可能超过一年，可是它给我留下了无限的遐想，不时地让我从一个微小的生命看到那维系生命的宇宙，那供养着亿万生灵的生存空间。
１９８８年８月２２号，我乘坐联航的航班来到了美利坚合众国，经西雅图入关，然后换飞机到匹茨堡，最后又乘一架小飞机来到了伊萨克（Ｉｔｈａｃａ），我将在这个位于纽约上州的康乃尔大学开始我的六年留学生活。来到美国后的一切都是新鲜的，在飞机上，我坐在窗边，看到飞机下面的山峰，公路和汽车，看到一座座城市上面那灯火明亮的夜空，可是踏上美国后所产生的所有印象，都没有那只
苍蝇来得永恒。
到达伊萨克已是午夜，小城静悄悄的，已有了初秋的寒意，我幸运有位老同学兼大学的同事也在康大念书，他开车把我接到他住的学生公寓。朋友的太太也没有睡，她也是我同一大学的同事，我们见面后就高兴地交谈起来，他们对自己留在国内两岁的儿子和学校这两年的情况有很多要问，我详细地一一回答。就在这谈话的兴头上，一只苍蝇落到了我的左胳膊上，我本能地动了动，因为中国的经验告诉我，这样已经足够可以把苍蝇吓跑了，可是令我诧异的是，苍蝇没有动，仍然附着在我的胳膊上。也许是早秋的寒凉正使它陶醉于这一息温暖，也许是因为它从来没有过危险的经历，意识不到此刻的贪暖有可能招致杀身之祸。我随后又本能地用右手驱赶它，它这次觉悟到了，可是起飞的动作却非常缓慢，我的手竟在它飞走的那一刻触到了它。苍蝇飞走后，我情不自禁地说了一句：“美国的苍蝇怎么不怕人啊？”我的朋友也随即开玩笑地应道：“你可别崇洋媚外啊！”我们都笑了。但我知道这可不是开玩笑的话，这使我想到那句“美国的月亮比中国的月亮圆”咒符般的话，这句代表崇洋媚外的典型话语，曾使得多少人遭受不幸，一直到８０年代中后期，在历次的反对资产阶级精神污染的运动中，美国月亮说都是打杀崇洋媚外之人的利器。如果我又提出美国苍蝇说，声称美国的苍蝇都是双眼皮的，远比中国的苍蝇好看，那等待我的将是什么厄运呢？
对那只苍蝇的触动是瞬间的，却给我留下了永久的记忆。从那只苍蝇开始，我后来又注意到了更多令我惊异的现象：校园里的松鼠总是开心地蹦蹦跳跳，目若无人。我装出要吓唬它们的姿态，却也不会引来任何反应，倒仿佛使我感到自己受到了嘲弄，因为在这些小松鼠的眼里，人类本来就不是他们的敌人，他们更害怕的是那些比自己凶悍的动物，比如他们见了一只猫的反应要谨慎得多。伊萨克边上的斯图雅特湖区公园（Ｓｔｅｗａｒｔ Ｐａｒｋ）的海鸥，也和人有着某种亲密，每次来到湖边，都有很多游人在抛喂食物，引来一群群洁白漂亮的海鸥，叽叽嘎嘎地争抢。很多游人来公园以前，都会专门带上一袋面包，来过过这种与海鸥嬉戏玩闹的瘾。美国的鱼也显得迟钝憨傻，你看到湖边有些小太阳鱼（ｓｕｎｆｉｓｈ），你把鱼钩上放上一段蚯蚓作为鱼饵，然后轻轻地从鱼的上方坠入水中，不一刻，那些可爱的小太阳鱼就会咬上了你的鱼钩，你的垂钓就有了欣喜的收获。我在美国钓到的第一条鱼完全是无意中完成的。有一年夏天，外地的朋友一家来伊萨克游玩，我们一同去了湖边的一个公园，我带了一个鱼竿和罐装玉米，到了湖边，我在鱼钩上放了三粒玉米，将鱼钩甩入湖中２０米左右的地方，然后将鱼杆用细绳绑在旁边的一棵矮树上，防止鱼竿脱落到水里，然后就去公园别处玩了。当我们回家前收鱼竿的时候，竟然费力地拖上来一条十几磅的大鱼，喜悦之情当时难以形容，孩子们高兴得拍手狂叫。这些景象之所以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是因为这些都是我在中国不曾见过的。中国的苍蝇不要说用手碰到，在人的手还没有抬起之前就已经逃之夭夭了。在人群前晃来晃去悠闲自若的海鸥和松鼠，若不是亲眼见到，我恐怕很难相信是真的。中国的鱼也机灵得很，人还没有走到水边它就有了警觉，没有相当的技术和耐心是很难钓到鱼的。
我写美国的苍蝇给我留下的印象，并不是说我喜欢苍蝇，也不是要把美国的苍蝇说成美丽可爱的益虫，据我所知，中外的文学作品还没有把苍蝇视为正面形象加以歌颂的。从幼年起，我们所受的教育已经深深地铭印入心中：苍蝇、蚊子、臭虫、老鼠，均是人类的天地。尤其是苍蝇，它哪儿脏哪里去，大粪、腐朽的肉体、垃圾、烂菜堆、漏天的污水道，等等，它把疾病带给世界，人类的健康生存必然要包括消灭这些害虫。十多年前我手触到的那个美国苍蝇之所以缠绕着我，是因为它让我常常深思它背后的生存空间。
在中国见到的苍蝇远比在美国见到的多，自由市场上的生鱼、生肉摊上，马路两旁小饭店的桌子上的碗盆碟筷上，散发着刺鼻臭气露天厕所里的粪便上，道路两旁污黑废水沟里的糜烂发酵物上，露天的垃圾堆上，到处都可以看到那一群群的苍蝇，贪婪地吞噬着人类产生的废物。所以苍蝇带给人的感觉总是跟肮脏有关，跟疾病有关，跟死亡有关。在中国，人人痛恨苍蝇，也许比美国人更痛恨。由于痛恨，人们就要想尽各种办法去把苍蝇斩尽杀绝，六六六药水，滴滴涕，种种杀蝇剂，加上原始的苍蝇拍（也许现在还有更先进的办法，我还不曾得知）。在这样全民战争似的围剿面前，生存下去是困难的。然而面对十几亿中国人民的强大攻势，苍蝇没有灭绝，反而愈来愈多，愈来愈聪明，愈来愈学会了如何与人周旋，所以也就有了中国苍蝇与美国苍蝇的行为差异，也就有了我触到美国苍蝇后所感受到的那瞬间的震撼。这是一个有趣的悖论：一方面在中国人人痛恨苍蝇，花大气力去消灭苍蝇，就此而言，全民皆兵；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却到处布满了苍蝇生存的理想空间，促使了苍蝇的生长繁衍。苍蝇多说明了文明程度低，生活环境恶劣；对苍蝇的刻骨仇恨是因为苍蝇带给人类的是深重的灾难；而中国苍蝇的聪明则是苍蝇们面对中国人的围杀堵截所必然产生的智能进化。
人与环境已经成为当今文明社会普遍关心的问题，但我只是到了美国以后才有了对环境的深刻反思。２００２年夏天，我带着从美国出生的小女儿来到了我的家乡山东济南探亲，我第一个要去的地方是趵突泉，我想让女儿看看我小时候曾经每天光顾的地方，那汹涌的趵突泉三股水。来到了公园我失望了，１５元钱买到的一张门票，让我看到的只有一潭死水，无精打采的红色鲤鱼在浑浊的水中游来游去。记得大概是１９６７、６８年的夏天，文革初期，我随着同伴们每天步行几十分钟到趵突泉，那时三股水的泉涌有一两尺高，水哗哗地从旁边的河道中流向护城河。成百的孩子在水里游泳，有的还作跳台跳水的动作，三股水的泉池就像一个活水游泳池。我年龄小，只敢站在旁边的河道里，水刺骨的冷（济南的泉水冬暖夏凉），不敢挪动一步，看到水中白闪闪的东西，幻想那是鸭子或鹅孵的蛋，想从水中捞出来，可是水太深，始终未能如愿，站在水中发抖的感觉至今还在。可是在新世纪２００２年的夏天，我看到的是干涸的河床，连点死水都不见了，家家泉水户户垂柳的景象成了可叹的过去，天下第一泉的石碑虽然还立在那里，但已经像一个流干了眼泪的老人，不再有昔日的光彩。以泉城闻名的济南今天变得比任何一个城市都更缺水，已经无泉水可饮了，野蛮的地下水开采，已经使地下水落到几十米以下。今天济南市居民饮用的大部分水来自黄河，而且每年黄河要断流好几个月，所以每年济南都会有饮用水频频告急的通告。现今趵突泉东面的巨大的泉城广场和地下商城，气势宏伟。但据说这个广场的建筑正是以截断泉城地下水线为代价的，深层的地下商城建筑，破坏了地下的水层。这个当今济南具有标志性建筑的泉城广场和周围的现代化设施，极可能出自于对自然的无视和无知，它貌似一座千古奇作的建筑，却断送了流淌万年的生命之源。悲剧，人为的悲剧。
人对自然的态度常常表现在人对动物和自然的态度。捷克流亡作家米兰·昆德拉在他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说，人类的道德，体现在人对他所支配的对象的态度，包括对自然和动物的态度。昆德拉把这种态度看作人类道德的“基本的测试”，认为面对这一基本的测试“人类遭受了根本的溃裂”（韩少功译，第３０６页）。人对动物的态度，对自然环境的态度，泉城的市长先生们对趵突泉的态度，都体现了人类的最根本的道德。一个破坏自然的人是一个最缺乏道德的人，也是最无知的人，因为他破坏的恰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根本条件。破坏自然无疑是人类对自己的残酷戮杀。我耶鲁大学的同事康正果先生在他的《护生与护心》一文中说，“几乎所有的古老文明都把自然视为有生命的、与人息息相关的存在，都企图在物我一体的境界中探求理想的生存方式，”而如果人们置天地于不顾，最终受害的将是人类自己，因为“伤了天地的和气，必然会给人间带来灾难”（《生命的嫁接》，第１３-１４页）。康正果正是从五十年代的全民围捕麻雀入手，揭示了这一残害自然之生灵的行径与后来文革的人祸之间的某种深层的联系。
人类依靠健康的生态而得以生存繁衍，大自然给人提供了足够的资源供其受用，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境界不仅是理想的，而是当时生活可以实现的。在当今高楼林立的都市社会，天人合一已经成了愈来愈遥远的神话。滥用、破坏自然的资源，就等于摧残人类自身的生命，而冒犯了自然的尊严，人类就会受到自然的惩罚。无论是中国北方日益频繁的伸手不见五指的沙尘暴，还是现今流行的ＳＡＲＳ病毒，都是自然向人类发出的暗示性的警告。
不管是中国的还是美国的，苍蝇毕竟是肮脏的，苍蝇带给人的感觉总是令人作呕的。但从这两个国家苍蝇身上表现出来的这两种不同行为方式，却能使我们看到苍蝇背后的生态环境。在美国，人们对苍蝇远没有中国人表现出的那种恐惧，那种激进的对抗，人们对苍蝇的态度也温善得多。很多人房间里有了苍蝇，与其打死它，不如开窗户放生。苍蝇的多少亦代表了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苍蝇多的，必然是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我们常在电视上看到一些非洲国家的人，瘦骨嶙峋的，身上露出了条条肋骨，脸上落满了苍蝇，然而那些人好像毫无感觉，任凭苍蝇在脸上、身上爬来爬去，已经没有了驱赶苍蝇的欲望。也许是因为苍蝇太多了，那些瘦弱的人已经没有体力阻挡一批批苍蝇的骚扰，也许人的生活已经在死亡线上，苍蝇的袭击已经无所谓生死攸关了。
当然，中国这几年有了很大的进步。相隔１５年后的２００２年，我站在济南的泉城广场上，也看到了一群白色的和平鸽，在绿色的草坪上，游走飞行在过往的行人之间，我带着女儿特地走到了和平鸽的跟前，却没有见到和平鸽有害怕的感觉。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很有感叹，是的，进步多了。人们见的多了，也不再觉得奇怪，也开始接纳这些美丽的、自然的使者了。除了鸟笼子里的鸟以外，济南的百姓也终于看到了自由的、与人共存的动物生命。这些不再惧怕人的和平鸽，它们象征着中国的变化，说明自然和人正再次互相走近。由疏远到亲密，应该算是文明的进步。这些年，中国的厕所也愈来愈现代化了，虽然多是收费的，苍蝇生存的空间也在减少。据报道，北京全年２级或２级以上优质空气的天气已经达到了５０％以上，为了与世界的空气指标接轨，迎接２００８年的奥运会，北京在加大投资和行政力度改善环境，但愿政府会有更长远的考虑。前不久，有一位北京的朋友告诉我，因为非典的流行，很多北京人现在进门洗手换衣服已经成了习惯，她预言，ＳＡＲＳ病疫过后，中国一定会出现一大批洁癖。
多一点洁癖也许不是坏事，也许能激发人们对过去几十年戕害自然的野蛮行径作自我反思。可以想像，当有一天国人不再惧怕苍蝇了，当有一天中国的苍蝇也变得迟钝了，中国的生存环境也许就真的更美好了，中国的月亮也真的更圆了。
□ 寄自美国
□ 寄自美国
Прислано из США
美国的苍蝇
·老 牟·
十多年前那个苍蝇的影子始终在我的脑子里，抹擦不去，每当朋友问起我在美国的生活体验时，我都会首先想起那只苍蝇。那只苍蝇一定死了，因为它的生活周期不可能超过一年，可是它给我留下了无限的遐想，不时地让我从一个微小的生命看到那维系生命的宇宙，那供养着亿万生灵的生存空间。
１９８８年８月２２号，我乘坐联航的航班来到了美利坚合众国，经西雅图入关，然后换飞机到匹茨堡，最后又乘一架小飞机来到了伊萨克（Ｉｔｈａｃａ），我将在这个位于纽约上州的康乃尔大学开始我的六年留学生活。来到美国后的一切都是新鲜的，在飞机上，我坐在窗边，看到飞机下面的山峰，公路和汽车，看到一座座城市上面那灯火明亮的夜空，可是踏上美国后所产生的所有印象，都没有那只
苍蝇来得永恒。
到达伊萨克已是午夜，小城静悄悄的，已有了初秋的寒意，我幸运有位老同学兼大学的同事也在康大念书，他开车把我接到他住的学生公寓。朋友的太太也没有睡，她也是我同一大学的同事，我们见面后就高兴地交谈起来，他们对自己留在国内两岁的儿子和学校这两年的情况有很多要问，我详细地一一回答。就在这谈话的兴头上，一只苍蝇落到了我的左胳膊上，我本能地动了动，因为中国的经验告诉我，这样已经足够可以把苍蝇吓跑了，可是令我诧异的是，苍蝇没有动，仍然附着在我的胳膊上。也许是早秋的寒凉正使它陶醉于这一息温暖，也许是因为它从来没有过危险的经历，意识不到此刻的贪暖有可能招致杀身之祸。我随后又本能地用右手驱赶它，它这次觉悟到了，可是起飞的动作却非常缓慢，我的手竟在它飞走的那一刻触到了它。苍蝇飞走后，我情不自禁地说了一句：“美国的苍蝇怎么不怕人啊？”我的朋友也随即开玩笑地应道：“你可别崇洋媚外啊！”我们都笑了。但我知道这可不是开玩笑的话，这使我想到那句“美国的月亮比中国的月亮圆”咒符般的话，这句代表崇洋媚外的典型话语，曾使得多少人遭受不幸，一直到８０年代中后期，在历次的反对资产阶级精神污染的运动中，美国月亮说都是打杀崇洋媚外之人的利器。如果我又提出美国苍蝇说，声称美国的苍蝇都是双眼皮的，远比中国的苍蝇好看，那等待我的将是什么厄运呢？
对那只苍蝇的触动是瞬间的，却给我留下了永久的记忆。从那只苍蝇开始，我后来又注意到了更多令我惊异的现象：校园里的松鼠总是开心地蹦蹦跳跳，目若无人。我装出要吓唬它们的姿态，却也不会引来任何反应，倒仿佛使我感到自己受到了嘲弄，因为在这些小松鼠的眼里，人类本来就不是他们的敌人，他们更害怕的是那些比自己凶悍的动物，比如他们见了一只猫的反应要谨慎得多。伊萨克边上的斯图雅特湖区公园（Ｓｔｅｗａｒｔ Ｐａｒｋ）的海鸥，也和人有着某种亲密，每次来到湖边，都有很多游人在抛喂食物，引来一群群洁白漂亮的海鸥，叽叽嘎嘎地争抢。很多游人来公园以前，都会专门带上一袋面包，来过过这种与海鸥嬉戏玩闹的瘾。美国的鱼也显得迟钝憨傻，你看到湖边有些小太阳鱼（ｓｕｎｆｉｓｈ），你把鱼钩上放上一段蚯蚓作为鱼饵，然后轻轻地从鱼的上方坠入水中，不一刻，那些可爱的小太阳鱼就会咬上了你的鱼钩，你的垂钓就有了欣喜的收获。我在美国钓到的第一条鱼完全是无意中完成的。有一年夏天，外地的朋友一家来伊萨克游玩，我们一同去了湖边的一个公园，我带了一个鱼竿和罐装玉米，到了湖边，我在鱼钩上放了三粒玉米，将鱼钩甩入湖中２０米左右的地方，然后将鱼杆用细绳绑在旁边的一棵矮树上，防止鱼竿脱落到水里，然后就去公园别处玩了。当我们回家前收鱼竿的时候，竟然费力地拖上来一条十几磅的大鱼，喜悦之情当时难以形容，孩子们高兴得拍手狂叫。这些景象之所以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是因为这些都是我在中国不曾见过的。中国的苍蝇不要说用手碰到，在人的手还没有抬起之前就已经逃之夭夭了。在人群前晃来晃去悠闲自若的海鸥和松鼠，若不是亲眼见到，我恐怕很难相信是真的。中国的鱼也机灵得很，人还没有走到水边它就有了警觉，没有相当的技术和耐心是很难钓到鱼的。
我写美国的苍蝇给我留下的印象，并不是说我喜欢苍蝇，也不是要把美国的苍蝇说成美丽可爱的益虫，据我所知，中外的文学作品还没有把苍蝇视为正面形象加以歌颂的。从幼年起，我们所受的教育已经深深地铭印入心中：苍蝇、蚊子、臭虫、老鼠，均是人类的天地。尤其是苍蝇，它哪儿脏哪里去，大粪、腐朽的肉体、垃圾、烂菜堆、漏天的污水道，等等，它把疾病带给世界，人类的健康生存必然要包括消灭这些害虫。十多年前我手触到的那个美国苍蝇之所以缠绕着我，是因为它让我常常深思它背后的生存空间。
在中国见到的苍蝇远比在美国见到的多，自由市场上的生鱼、生肉摊上，马路两旁小饭店的桌子上的碗盆碟筷上，散发着刺鼻臭气露天厕所里的粪便上，道路两旁污黑废水沟里的糜烂发酵物上，露天的垃圾堆上，到处都可以看到那一群群的苍蝇，贪婪地吞噬着人类产生的废物。所以苍蝇带给人的感觉总是跟肮脏有关，跟疾病有关，跟死亡有关。在中国，人人痛恨苍蝇，也许比美国人更痛恨。由于痛恨，人们就要想尽各种办法去把苍蝇斩尽杀绝，六六六药水，滴滴涕，种种杀蝇剂，加上原始的苍蝇拍（也许现在还有更先进的办法，我还不曾得知）。在这样全民战争似的围剿面前，生存下去是困难的。然而面对十几亿中国人民的强大攻势，苍蝇没有灭绝，反而愈来愈多，愈来愈聪明，愈来愈学会了如何与人周旋，所以也就有了中国苍蝇与美国苍蝇的行为差异，也就有了我触到美国苍蝇后所感受到的那瞬间的震撼。这是一个有趣的悖论：一方面在中国人人痛恨苍蝇，花大气力去消灭苍蝇，就此而言，全民皆兵；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却到处布满了苍蝇生存的理想空间，促使了苍蝇的生长繁衍。苍蝇多说明了文明程度低，生活环境恶劣；对苍蝇的刻骨仇恨是因为苍蝇带给人类的是深重的灾难；而中国苍蝇的聪明则是苍蝇们面对中国人的围杀堵截所必然产生的智能进化。
人与环境已经成为当今文明社会普遍关心的问题，但我只是到了美国以后才有了对环境的深刻反思。２００２年夏天，我带着从美国出生的小女儿来到了我的家乡山东济南探亲，我第一个要去的地方是趵突泉，我想让女儿看看我小时候曾经每天光顾的地方，那汹涌的趵突泉三股水。来到了公园我失望了，１５元钱买到的一张门票，让我看到的只有一潭死水，无精打采的红色鲤鱼在浑浊的水中游来游去。记得大概是１９６７、６８年的夏天，文革初期，我随着同伴们每天步行几十分钟到趵突泉，那时三股水的泉涌有一两尺高，水哗哗地从旁边的河道中流向护城河。成百的孩子在水里游泳，有的还作跳台跳水的动作，三股水的泉池就像一个活水游泳池。我年龄小，只敢站在旁边的河道里，水刺骨的冷（济南的泉水冬暖夏凉），不敢挪动一步，看到水中白闪闪的东西，幻想那是鸭子或鹅孵的蛋，想从水中捞出来，可是水太深，始终未能如愿，站在水中发抖的感觉至今还在。可是在新世纪２００２年的夏天，我看到的是干涸的河床，连点死水都不见了，家家泉水户户垂柳的景象成了可叹的过去，天下第一泉的石碑虽然还立在那里，但已经像一个流干了眼泪的老人，不再有昔日的光彩。以泉城闻名的济南今天变得比任何一个城市都更缺水，已经无泉水可饮了，野蛮的地下水开采，已经使地下水落到几十米以下。今天济南市居民饮用的大部分水来自黄河，而且每年黄河要断流好几个月，所以每年济南都会有饮用水频频告急的通告。现今趵突泉东面的巨大的泉城广场和地下商城，气势宏伟。但据说这个广场的建筑正是以截断泉城地下水线为代价的，深层的地下商城建筑，破坏了地下的水层。这个当今济南具有标志性建筑的泉城广场和周围的现代化设施，极可能出自于对自然的无视和无知，它貌似一座千古奇作的建筑，却断送了流淌万年的生命之源。悲剧，人为的悲剧。
人对自然的态度常常表现在人对动物和自然的态度。捷克流亡作家米兰·昆德拉在他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说，人类的道德，体现在人对他所支配的对象的态度，包括对自然和动物的态度。昆德拉把这种态度看作人类道德的“基本的测试”，认为面对这一基本的测试“人类遭受了根本的溃裂”（韩少功译，第３０６页）。人对动物的态度，对自然环境的态度，泉城的市长先生们对趵突泉的态度，都体现了人类的最根本的道德。一个破坏自然的人是一个最缺乏道德的人，也是最无知的人，因为他破坏的恰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根本条件。破坏自然无疑是人类对自己的残酷戮杀。我耶鲁大学的同事康正果先生在他的《护生与护心》一文中说，“几乎所有的古老文明都把自然视为有生命的、与人息息相关的存在，都企图在物我一体的境界中探求理想的生存方式，”而如果人们置天地于不顾，最终受害的将是人类自己，因为“伤了天地的和气，必然会给人间带来灾难”（《生命的嫁接》，第１３-１４页）。康正果正是从五十年代的全民围捕麻雀入手，揭示了这一残害自然之生灵的行径与后来文革的人祸之间的某种深层的联系。
人类依靠健康的生态而得以生存繁衍，大自然给人提供了足够的资源供其受用，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境界不仅是理想的，而是当时生活可以实现的。在当今高楼林立的都市社会，天人合一已经成了愈来愈遥远的神话。滥用、破坏自然的资源，就等于摧残人类自身的生命，而冒犯了自然的尊严，人类就会受到自然的惩罚。无论是中国北方日益频繁的伸手不见五指的沙尘暴，还是现今流行的ＳＡＲＳ病毒，都是自然向人类发出的暗示性的警告。
不管是中国的还是美国的，苍蝇毕竟是肮脏的，苍蝇带给人的感觉总是令人作呕的。但从这两个国家苍蝇身上表现出来的这两种不同行为方式，却能使我们看到苍蝇背后的生态环境。在美国，人们对苍蝇远没有中国人表现出的那种恐惧，那种激进的对抗，人们对苍蝇的态度也温善得多。很多人房间里有了苍蝇，与其打死它，不如开窗户放生。苍蝇的多少亦代表了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苍蝇多的，必然是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我们常在电视上看到一些非洲国家的人，瘦骨嶙峋的，身上露出了条条肋骨，脸上落满了苍蝇，然而那些人好像毫无感觉，任凭苍蝇在脸上、身上爬来爬去，已经没有了驱赶苍蝇的欲望。也许是因为苍蝇太多了，那些瘦弱的人已经没有体力阻挡一批批苍蝇的骚扰，也许人的生活已经在死亡线上，苍蝇的袭击已经无所谓生死攸关了。
当然，中国这几年有了很大的进步。相隔１５年后的２００２年，我站在济南的泉城广场上，也看到了一群白色的和平鸽，在绿色的草坪上，游走飞行在过往的行人之间，我带着女儿特地走到了和平鸽的跟前，却没有见到和平鸽有害怕的感觉。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很有感叹，是的，进步多了。人们见的多了，也不再觉得奇怪，也开始接纳这些美丽的、自然的使者了。除了鸟笼子里的鸟以外，济南的百姓也终于看到了自由的、与人共存的动物生命。这些不再惧怕人的和平鸽，它们象征着中国的变化，说明自然和人正再次互相走近。由疏远到亲密，应该算是文明的进步。这些年，中国的厕所也愈来愈现代化了，虽然多是收费的，苍蝇生存的空间也在减少。据报道，北京全年２级或２级以上优质空气的天气已经达到了５０％以上，为了与世界的空气指标接轨，迎接２００８年的奥运会，北京在加大投资和行政力度改善环境，但愿政府会有更长远的考虑。前不久，有一位北京的朋友告诉我，因为非典的流行，很多北京人现在进门洗手换衣服已经成了习惯，她预言，ＳＡＲＳ病疫过后，中国一定会出现一大批洁癖。
多一点洁癖也许不是坏事，也许能激发人们对过去几十年戕害自然的野蛮行径作自我反思。可以想像，当有一天国人不再惧怕苍蝇了，当有一天中国的苍蝇也变得迟钝了，中国的生存环境也许就真的更美好了，中国的月亮也真的更圆了。
□ 寄自美国